「生命的火車,死亡的火車」是一個強大而令人感動的紀念碑,講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柏林驅逐猶太人到納粹集中營的故事。 這個令人頭痛的網站紀念被強迫從家中帶走並被送上火車去死亡的受害者,象徵了納粹政權的殘忍和不人道。 紀念碑致力於紀念那些受苦和滅亡的人,作為大屠殺的恐怖和保存歷史的重要性,以防止這種暴行再次發生。

國會大樓是柏林繁華歷史的關鍵象徵。 1933年,一場火災摧毀了國會,納粹將其用作巩固權力的借口,暫停公民自由並為他們的獨裁制铺平道路。 這個事件在解散德國民主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天,在柏林激烈戰役後,蘇聯國旗在帝國大會上升起,標誌了納粹德國的象徵性下跌。 該建築現在是納粹政權的崛起和敗北以及那些反對它的人的復原力。

在Tiergarten的蘇聯戰爭紀念碑是對1945年在柏林戰役中戰鬥和死亡的蘇聯士兵的令人頭痛的敬意。 它位於柏林市中心,紀念紅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階段所作的犧牲。 紀念碑上有一個大雕像,象徵著蘇聯士兵的旗帜,站在兩名納粹軍人身上,象徵了納粹的敗北。 被一座庄严的軍事墓地包圍,該地點是一個強大的提醒戰爭的人類成本和蘇聯在盟軍對納粹德國的勝利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柏林最具標誌性的地標之一,布蘭登堡門在納粹時代起著重要作用。 希特勒上台後,門成為納粹宣傳的象徵,代表了政權的權威專家和軍事主義理想。 納粹經常用於集會,並作為他們宏偉的權力展示的背景。 在第三帝國期間,這座大門裝飾著斯瓦斯蒂卡,是政權公共活動的關鍵地點。 今天,勃蘭登堡大門是德國統一的象徵,但其納粹時代的歷史仍然是柏林過去黑暗章節的重要提醒。

柏林藝術學院與納粹政權有著密切的關係,可能是通過希特勒的首席建築師兼軍備部長阿爾伯特·斯佩爾的影響。 斯佩爾在塑造第三帝國的建築願景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推廣了反映納粹權力和權威專家的宏觀新古典設計。 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學院,但斯佩爾的建築影響擴展到政權的許多項目,包括與學院相關的項目。 戰後,學院像柏林其他機構一樣,對其納粹的過去進行了審核,對抗了斯佩爾的影響和藝術在支持納粹宣傳方面的更廣泛共犯。 今天,學院是當代藝術的場地,但它與納粹時期的歷史聯繫是柏林複雜過去的更廣泛討論的一部分。

是對大屠殺受害者的沉痛而莊嚴的悼念。它由 2,711 塊不同高度的混凝土板組成，當遊客穿過起伏的小徑時，會產生強大而令人迷失方向的效果。這座紀念碑嚴肅地提醒人們對猶太人所犯下的暴行，並引發人們對此類歷史悲劇的影響的反思。

站在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天所處的位置，希特勒的掩體所在地，希特勒的舊帝國大臣府所在地，該府由阿爾伯特·斯佩爾（Albert Speer）建造

Wilhelmstrasse是納粹政權在柏林的中心中心,有幾個關鍵的政府建築,包括外交部、帝國總理和宣傳部。街上設有Joseph Goebbels等高級納粹官員的辦公室,並在政權管理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包括軍事策略和迫害猶太人和其他邊緣化群體。 正是在這裏作出重要的決定,塑造了戰爭的過程和政權的壓迫政策。 戰後,威廉街大部分被摧毀或重建,但它的黑暗遺產作為納粹力量的象徵仍然嵌入柏林的歷史。 今天,在該地區的現代重新發展中,仍然可以看到過去的痕跡。

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ering)的前空軍部,被稱為帝國空軍部,是納粹柏林最重要的建築之一。 它位於威廉斯特拉斯(Wilhelmstrasse),擁有納粹空軍的辦公室,是戈林(Göring)作為法國空軍總監和希特勒的第二任指揮官的力量的象徵。 該建築的宏偉設計反映了政權的野心和權威專家,在整個戰爭中,它在納粹軍事和空中作戰的管理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戰後,大樓基本上改建,但其與政權的軍事主義和壓迫行動的關聯仍然重要。

The Topography of Terror 是一個博物館和紀念碑,位於柏林的前安保衛隊和格斯塔波總部。它專注於這些組織在執行納粹壓制、迫害和大屠殺中的作用。 博物館展覽有照片、文件和說明,突出顯示安保衛隊和世衛隊的殘酷性,顯示他們如何實施國家贊助的恐怖。 它建於原始地點,用來強烈提醒第三帝國的恐怖,並教育訪客納粹政權的暴力遺產。